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端午节,为啥纪念的是屈原而不是他

维罗阳光 2023-11-3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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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l 微信公众号“海边的西塞罗”

ID l yujianshijie1988

文 l 西塞罗




楚王虐我千百遍,我待楚王如初恋?

凭什么?



01




提到端午,今人都知道这个节日是用来“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”的,不过这个定义仔细想来,其实很有问题。



首先,据民俗学家的考证,端午节最早是不是纪念屈原的,就很值得打个问号。



一种更古老、也更可能的说法是,认为此节日原本纪念的应该是春秋战国时代另一位楚国大夫:伍子胥。



虽然同为楚国贵族,但伍子胥和屈原的人生际遇、能力和选择都差别很大。甚至可以说他几乎是屈原的“对位镜像”——如果说屈原的人生信条是“楚王虐我千百遍,我待楚王如初恋”的话,那伍子胥好歹像个正常人一样反问了一句:“凭什么?!”



伍子胥他爹伍奢是楚平王太子建的老师,本来官当得挺好,结果楚平王这老小子老不正经,看上了给自己儿子迎娶的媳妇,不仅自己笑纳之,还反过来做贼心虚,要废了太子以绝后患。



结果城门失火,殃及池鱼,伍子胥他爹伍奢、他哥伍尚、及伍家全家100多口人,都因这场“扒灰”引来的血案被楚平王所杀。



伍子胥含恨逃到了楚国的世仇吴国,结识吴公子光,并帮助公子光夺得王位,是为吴王阖闾。



此后伍子胥尽心尽力辅佐阖闾,成吴霸业,并反过头来痛击自己祖国楚国,攻陷楚都郢都,城陷之后立刻刨了楚平王的坟,鞭尸三百多下才肯罢休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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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化身复仇男神的伍子胥最后自己也没有善终,吴王阖闾死后,夫差接班,老臣伍子胥与新王言语有不合,被下令赐死,死前伍子胥延续他一贯的“狼灭”风格,撂下狠话说:要家人于他死后把他的眼睛挖出,挂在苏州城的东城门上,说他要亲眼看着越国军队灭掉吴国。



吴王夫差听闻此言之后,于五月初五把伍子胥的尸首,用鸱夷革捆成粽子样丢到了钱塘江中,据说伍子胥因此冤魂不散,隔三差五就从龙王那里借兵,要兴师灭吴,于是就有了“钱塘江上潮信起”。



钱塘江岸老百姓估计是觉得“冤有头,债有主,伍大夫您报仇要找对主”啊,于是每年伍子胥被抛尸的日子,就往钱塘江里丢粽子,“贿赂”一下这位凶神,捎带手告诉伍大夫一声:大吴亡了很多年了,您老人家大仇得报,还是洗洗睡吧。



02




大学时代我负笈魔都,平素经常在江浙地区转,知道那一带的老百姓至今仍觉得端午纪念的是伍子胥。



而我也觉得相比于屈原的传说,端午是纪念伍子胥的说法更靠谱些:



首先,伍子胥被皮革卷吧卷吧丢江里的死状,确实更容易让人想起粽子。



其次,相比于自杀的屈原,被逼自裁的伍子胥确实更称得上是死不瞑目,实际上,死不瞑目很可能就是从他这个典故中来的。



再者,在咱中国民间做神仙,跟马基雅维利所论的君主一样,都是“让人怕比让人爱”更容易受到祭祀,而相比“楚王虐我千百遍,我待圣上如初恋”的老实人屈原,伍子胥终其一生体现出来的都是一种睚眦必报、你敢伤我、我刨坟鞭尸,也要加倍奉还的半泽直树式狠人风格。狠人死了容易成狠鬼,老百姓更怕他一些,更有定期祭祀让他消停点的动力。



可是,为什么伍子胥后来在抢端午节这个“文化IP”的时候,没争过屈原呢?这个道理也不难想。



如果屈原可以用现代国家主义视角被带上高帽,被叫做“爱国主义诗人”,那么伍子胥生前的行径则毫无疑问是“卖国贼”和“带路党”。



帝王们最烦这种臣下:人家楚平王不过是抄斩了你家满门么,你至于去帮对手把主上的坟儿刨了吗?哎呀呀这太没有臣道了。


秦以后,所有古代君王内心好像都住着个双标紫菱。


要知道,秦以后的那些大一统帝王们,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,像楚平王这种为了一己私欲,随意割臣下头颅如韭菜的混蛋事儿,历朝历代都少不了,如果臣民们都学伍子胥,一觉得皇上对不起自己就脚底抹油去当了带路党,那这国家可还怎么管呢?这种人当然不能纪念,皇上们估计恨不得跟赫敏·格兰杰小姐学个记忆消除咒,让老百姓赶紧忘了咱历史上还出过这号人吧。



相比之下,屈原大夫显然就让人顺眼多了。楚王虐我千百遍,我待主上如初恋。主上要是身死国灭了,我自动去跳汨罗江,为其陪葬……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们念这段史书,估计感动的鼻涕泡都快乐出来了。要知道后世王朝覆灭,真愿意“死社稷”的君王都没几个,还有这种忠臣自己上赶着为帝王家业陪葬呢?好!大大滴好!赶紧纪念!



这样搞个三朝五代,端午节里人们自然就忘了伍子胥、牢记了屈原。



当然,有些吃货朋友说我连屈原也忘了,我就记得个粽子……也行吧……



03




端午节去伍而存屈,是后世帝王刻意营造的文化情绪使然。可如果倒退回春秋战国当代,其实伍子胥的选择,反而更容易被同情和理解。



“学成文武艺,贷与帝王家”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的梦想,但在春秋战国时代,并没有谁规定这笔买卖要“统购统销”,士大夫必须将自己的才学卖给自己所出身国家的那位君王。



最强调“忠孝”的孟子都说:“君之视臣如手足,则臣视君如腹心;君之视臣如犬马,则臣视君如国人;君之视臣如土芥,则臣视君如寇仇。”——你当我是手足,我当然视你为心肝宝贝。你当我是韭菜,我就把你当仇人。做买卖么,当然要讲究个公平合理。



好脾气的孔子说的比较委婉点:“邦无道,则可卷而怀之。”——君王都无道了,我还不赶紧卷铺盖走人?你当我是二啊?



所以伍子胥的行为虽然看似过激,但其实是非常符合孔孟之道。先秦文化是自由的,也是讲求对等原则,君王善待臣下,臣下侍之以忠,这才是“对”的。像楚平王这样先“对不起”伍大夫,把他全家都杀了,那自然是你不仁、别怪我不义。此处不留爷,自有留爷处,他日爷出头,定没你好处。



是的,先秦时代人与人、人与国的那种关系,因为这种“对等性”(虽然比派平等还差了些),其实是比较正常的。商鞅是卫国人,得不到重用,就跑去秦国效力。吴起是卫国人,得不到重用,就横行魏楚之间。



当时国家与士人之间的关系,特别像今天一些朝阳产业的老板与雇员之间的互动——咱们之间别扯什么“为企业效忠”的PUA洗脑,你就说彼此能不能相投,相投就合伙创业,不行就一别两散,各生欢喜。这种交往简洁明快,方便高效,于是才有了百家争鸣、群雄并起。


可这个风气,到了屈原的时代,就彻底衰落了。屈大夫写《离骚》,文辞当然没的说,但那个口气你会感觉特别不对劲。就好似一个夕阳产业的老员工,走又走不了,升又升不上去,万般无奈之下,无比哀怨的给领导写长信:“主上你怎么不用我啊,我是忠臣啊,是香草啊,是美女啊,您不能这样对待我啊,我为党国立过功啊,我为委座流过血啊……”



有人说屈原是爱国,其实在他的文辞中我没看出来,个体对国家这个抽象概念的忠诚,是要到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以后才随之出现。



屈原和后世有他类似情结的那些古代中国士大夫,其实希望的是,与他所服侍的君王间建立一种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。或者按照当时的说法,应该叫“恋君”——一个士大夫明明不得君王欣赏和重用,却非要硬往上凑,非要和主上达成那种亲昵的关系、幻想有一日得其拔擢、出将入相,成为国师、一展抱负……



我要是楚怀王,看这种自己不喜欢的人这么热切的贴上来,估计我也不会喜欢他,甚至有点怕怕的:屈大夫,您这是要干嘛?您自重!寡人可是直男啊……



即便真的是男女关系,一般也管这种行为叫舔狗,而舔狗不得好死,所以屈原最后自杀,也算情理之中吧。



而奇葩的是,从贾谊的《吊屈原》始至梁启超的《屈原研究》止,中国士大夫群体中就一再出现有强烈“屈原情节”的人,只能说中国两千年的帝制史上,君臣、君民关系,一直就是不正常的。



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士大夫的心态在几百年中,由伍子胥而一变成为屈原,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。



总结原因无非两点。



首先,是战国中后期各国兴起的法家改革,让“利出一孔”的思想成为了天下主流,列国之间合则用、不合则去的纵横家,被当做“五蠹”逐渐消灭。权力越来越大的君王则越来越蛮横,要求士大夫必须忠于自己,用你,你得留下,不用你,杀了你也不让你走。在这种野蛮的制度下,先秦原本自由活跃的人才市场逐渐向“统购统销”转型了。



其次,是阶层的分化与固化,战国末期除秦国外、各国王族生齿日繁,占用的社会资源越来愈多,什么孟尝、平原、信陵、春申,这些四君子严格说来都是本国君主的亲戚,他们身居高位、垄断了上升机会,又因为血缘纽带不得不效忠该国。屈原其实也属此类,屈、昭、景这三家,本来都是楚王熊氏的分支,所以在战国末年那种本已有限的选择空间,对他来说是不开放的。他“恋君”,其实是不得不恋,因为除此之外,他别无选择。



或者按鲁迅的说法,这就是一种求当奴才而不得的心理状态。



04




同为端午的受祀之鬼,伍子胥与屈原都不幸。伍子胥虽然身死,好歹他的人生敢爱敢恨、快意恩仇,出将入相、鞭尸复仇,也算快意人生。



相比之下,屈原的人生却是被命运高度绑定,不得不爱他的君王,满腔的壮志、愤懑与哀怨,却只能抒发在文辞当中,死后还被加上了一顶他可能听都没听说过的高帽子……



屈原和后世那些“精神屈原”们,可能不冤屈,但确实太憋屈。



相比屈原,我觉得还是伍子胥更像个现代正常人一些,好歹他的精神与人格是独立的。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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